我爱胡适的理由----做为中国人的责任是什么？
同学们：还记得两个月前森磊提出的那个尖锐的、蛮不讲理的、当然也令老师尴尬的问题吗？两月过去了，你们再也没有提起过，我想，你们可能早已把它抛到紧张而快乐的生活之外了。可是老师一直记着，记着那天的场景。那天，我们学习胡适先生的《我的母亲》，在我带着景仰的情感向大家介绍了胡适先生之后，是森磊这个顽皮的家伙令人猝不及防地向老师发问：老师，你爱胡适，还是爱鲁迅？老师当时回答的是，既爱胡适，也爱鲁迅。森磊就不让了，你们也起哄了：爱要专一，不能三心二意；爱情是排他的；你只能爱一个!你们不给老师以任何说话的机会，只到老师回答，让老师思考一段时间再给你们答案，就像你们说的爱情也得给人选择的时间一样，你们才安静下来。我说你们多残酷啊，你们却发出了得意的坏笑。今天，老师郑重地告诉你们我的答案，老师爱胡适。同学们啊，你们要知道，你们这个玩笑开得真是太残酷，它残酷地折磨了老师两个月，老师不得不在他们俩人间反复地比较。你们要知道，只要比较就会显得庸俗，显得功利，显出比较者的浅薄，更何况这俩人又是那样的难以比较呢？老师始终没有给你们一个答案就是因为这一点。你们得到一个答案，也就当作事情有了一个结果，可是，当你们把答案传出去，老师可是要被人讥笑，被嗤之以鼻的啊。不过，现在，话说回来，也得感谢你们，你们让老师有了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尽管这只是个让老师表现自己的浅薄的机会。今天，老师郑重地告诉你们我的答案，我爱胡适。老师还得告诉你们，这个答案是经过比较得来的。比较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曾试图比较他们谁更伟大，结果发现那是徒劳的。为我们所熟悉的，鲁迅是个文学家，胡适更倾向于一个学者，学问上是无法比较的。若从他们的思想上比较，鲁迅的思想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里，胡适的思想表现在他的学术著作和政治活动中，他们思想的深度是现今的一般学者专家都无法判断的，更何况老师我呢？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时代的专家学者们都在他们的树阴下生长，站在他们的身后都望不着他们的肩背，更不要说头颅，像老师我这样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呢怎么能够说得清呢？同学们啊，老师不能不再次责怪你们的残酷，你们知道吗，你们逼着老师比较，就是在不断地逼出老师的自卑感，逼出老师的羞愧——老师原本可以不进行这样的比较，快快乐乐地生活，根本不需要在他们生活与思想的深渊里进行思考，这种思考让人沉重让人痛苦啊，同学们!老师不得不告诉你们，我爱胡适，这仍然是比较的结果。既然老师连他们的思想都参透不清一二，老师就不得不老实地告诉你们，老师的答案是从实用的角度得出的。说白了，也就是他们俩谁对我更有用，谁的思想与行为更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你们看看，你们终于把老师逼到绝路上了，你们终于把老师的浅薄彻底地逼出来了。要知道，老师写出这些话的时候，真想找个地逢钻下去啊。也许，这也是老师不得不用信的形式告诉你们答案的原因。老师无法理直气壮地在课堂上当面说出这些浅薄的话啊!况且，用你们的话说，鲁迅是我的初恋，而我现在的答案却是胡适，这要是当你们的面说出，你们一定要嘲笑我用情不专、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那时，如果你们再起起哄来，根本不听我说明理由，我站在那讲台上该有多尴尬、多难堪啊!我是爱鲁迅的，是你们逼着我放弃对鲁迅的爱，这一点我要是不强调一下，别人会认为我更浅薄的。我爱鲁迅的开始，是和你们现在一样的年纪。我爱他洞若观火的深刻，爱他入木三分的犀利。现在依然爱他这些，曾经和你们说过，把鲁迅先生的文章接连不断地登在今天的报纸上，每一篇都仍然有很强的针对性，很强的战斗力，会让很多人感到紧张。可是，我这份爱却被你们强行剥夺了，你们真的很残酷!接下来，你们就一定要追问，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要放弃鲁迅，更爱胡适？你爱胡适，爱的是什么呢？老师今年四十五岁了，尽管现实的生活还有那么多需要批判，那么多我们懵懂的事物需要鲁迅的提醒，可是老师越来越感到建设的重要了。老师也曾和你们说过，在你们愤世嫉俗却又懈怠学习的时候，老师和你们说，建设往往比破坏更需要智慧与能力。就像你不满于父亲所建造的房子，它的老旧破败是不用置疑的，把它撤掉也是你的能力所能做到的，可是你却没有能力建座新房子。老师是越来越看重建设了，正是这一点，让老师在被你们逼迫之后，在不得不割舍的时候，选择了胡适。同学们，大家知道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以“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的坚决姿态倡导白话文；但是，不久之后，他又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他承继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政治上他主张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的政治模式，有人据此说他要“全盘西化”，可是，他却要钻在故纸堆里，钻进老祖宗的建造的破庙里。这看似与主张白话文相矛盾的行为，这看似与他主张“全盘西化”相矛盾的行为，本质上却都是在建设上着眼。他要建设的，是融合了同时也超越了近代文明的一种崭新的中国文明。胡适的一生充满着这样的矛盾。1917年他从美国回来后，“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可是，到1922年，他就忍不住办了《努力》周刊，开始谈政治了，甚至要推动建立“好人政府”，因为他感到“实际的政治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谈政治了，他说，“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议论冲动”；可是，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暴发后他又担任了蒋介石政府的驻美大使，因为没有了祖国他也就无处施展建设的才能了。美国曾是他的第二故乡，是他精神成长的地方，大陆解放后，他先跑到了美国，可是最后他却又回到了台湾，因为他在美国有寄人篱下的耻辱感，他还感到台湾的建设需要他。这些看起来自相矛盾行为，实际上有着不变的东西。同学们，是什么没有变呢？那就是他建设祖国的思想始终没有变，他对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一直没有变!看胡适的一生，不仅充满着这样的矛盾，还可看出他不断地退守，不断地妥协，但你只要从建设的态度去思考，就能得出他妥协的原因。1922年，北方的北洋军阀政府与南方的国民政府对峙时，胡适坚决反对用武力解决南北问题，主张召开南北和会议和，主张联省自治，他甚至宣扬：“武力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做这种迷梦的是中国的公贼!”。可是，当“北伐”成功已成定局之时，北伐期间已在海外生活十个月的胡适，经过停留日本的三个星期的思考之后，还是回到了国民党控制的上海。他感到中国急需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要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革命救国、统一建设的宗旨，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理由不支持。到了上海后，他没有接受朋友们莫谈政治的劝阻，为了他的宪政目标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让我们看看胡适是怎样批评国民党政府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的：“无论什么人，只要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侮辱，自由可以完全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制，都是‘非法行为’了。”“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152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一个当国专政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个文化的进步。所以我们对于国民党的经典以及党中领袖人物的反动思想，不能不用很诚恳的态度下恳切的指摘。”同学们，老师转述这些内容却没有提供这些言论的背景，可是我相信你们能从这些话中探寻到那个背景。这些话，也像鲁迅先生的话一样，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可是与鲁迅先生不同的是，胡适先生是在承认国民党作为合法政府的前提下所提出的“恳切”的意见与建议!胡适的一生都是特立独行的，因而在一些人看来，胡适似乎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可是著名作家李敖却在他的《播种者胡适》中说道：“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外，找不到第二个。”那么，胡适四十年间坚守的是什么呢？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帝号，并将溥仪逐出紫金城，为此胡适致信当时的内阁外长，信中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伤，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对那些指责他这一做法的人，他进一步驳斥道：“你们俩即屡以民国的前提，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胡适与陈独秀是一对朋友，其政治立场早期曾同中有异。促使其政治立场上的决裂的是《晨报》事件。我们只看胡适的回信，就知道问题的症结。“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我者未必即非，而同我者未必即是……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政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即便到了1952年，胡适从美国到台湾，吃着蒋介石的晚宴，还在批评蒋介石“台湾没有言论自由”，并建议蒋介石，国民党可以分化为几个自由独立的党，应该废除总裁制，要诚心培植言论自由。及至1960年，他还公开反对蒋介石的“连任总统”和“修宪”，尽管有很多人从政治和私交等不同方面对他进行劝说，说蒋介石连任的决心已定，劝他不要再发表议论，他还是强硬地表示：“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胡适在他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有这么一段话：“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先生一生不变就是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而努力建设的赤子之心。不变的是为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制的现代中国的理想而奋斗。他从个人的权利出发，他以自由作为考量社会生活的标准，他以建设宪政的政府为目标，这些都是他奋斗终身所没有变化的。他的妥协与变化是他知道，理想必须建立在现实之上，哪怕现实是一片废墟。胡适一生被人所景仰，却也为更多的人所谩骂。今天的学者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进行评论，说他是一种书生气，说他超越了那个时代，说他的斗争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说他只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悲壮的色彩。可是老师不这么看，台湾后来有了雷震，有了殷海光，有了李敖，有了宪法宪政，有了大选，有了民主的政治，这不能不说是胡适一生奋斗的结果!同学们，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说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感谢你们的“残忍”，你们让我又去读了好多的书，让我又一次走过一段风云际会的历史，让我终于理解了胡适，尽管老师的理解还很肤浅甚至片面，说出去会让专家学者们笑掉大牙。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一个正加紧民主政治建设的好时代，可是做一个民主平等法制社会里的公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不能仅会享受自由，我们还得知道这样的自由必须建立在个人的自觉与独立之上。所以，就让老师用胡适先生的一段话结束这封信吧。 “你们大门上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为什么我要你们独立，而不说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的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仍然是奴隶。学校当然要给你们以自由，但是学校不能给你们独立，这是你们自己的事。”这话是胡适先生在1946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新学年的开学典礼上对北大同学说的，老师转送给你们，因为你们和北大的学生有着同样的建设祖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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