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康德诞辰290周年

麦田阿花

康德传
作者: [美]曼弗雷德·库恩
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 黄添盛
出版年: 2008.4


伊曼纽尔·康德（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

伊曼纽尔·康德死于 1804 年2月12日上午11时，距他的80岁生日不到两个月。虽然他在当时仍享有盛名，德国的思想家们却都跃跃欲试，想“走出”他的批判哲学。他几乎已经不再受到重视，而他发表对于哲学讨论有贡献的最后一篇重要的文章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是一篇《关于费希特知识学的公开宣言》（Erklaerung in Beziehung auf Fichtes Wissenschaftslehre），发表于 1799 年8月7日，文中说明他认为近期的哲学发展与他自己的批判哲学无关，“费希特的知识学是个站不住脚的体系”，而且他自己坚决“反对费希特所定义的形而上学”。他呼吁哲学家们不要“走出”批判哲学，而把批判哲学认真地视为他个人的以及一切形而上学问题的最后结论。此举无疑是对哲学界最后的告别。人们对他已经不再期待什么了。德国哲学乃至于整个欧洲哲学，走上了一条他无法认同的道路，其演变与哥尼斯堡这个濒死的老人几乎没有什么关联。许多人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已经不在意这些人的看法了。

“伟大的康德像一个小人物一般地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死是如此温柔与安详，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的人，只见他的呼吸缓缓停了下来。”早在 1799 年，康德的身心状态便开始恶化，直到他过世。康德在 1799 年曾告诉他的朋友说：“我已经老了，而且很衰弱，您必须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舍弗纳（Scheffner）甚至认为有必要指出，康德死前的几年当中，让他成为一个天才人物的特质都已离他而去，并称他早已经是个“去康德化的康德”（langentkanteten Kant）。特别是在最后的两年，已经完全看不出伟大心灵的任何征象。

他的尸体是如此干瘪，以致看起来“像一副展览用的骨架”。奇怪的是，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康德的尸体成了供大众参观的物品。人们排队等着一睹他的尸体，直到十六天后才下葬，主要问题还是天气。当时哥尼斯堡天气极为寒冷，冰冻的土地坚硬得没有办法挖掘墓穴：仿佛大地拒绝接受这个伟人最后的遗物。但当时由于尸体的状态良好，而哥尼斯堡的居民对于这个死去的名人抱有高度的兴趣，似乎也没有赶时间的必要。

葬礼本身则庄严而隆重，观礼的人们非常多。许多哥尼斯堡的居民（大部分与康德不熟识或根本不认识他）都凑过来看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如何下葬。为腓特烈二世逝世所写的清唱剧也在葬礼里头演出：他们用为普鲁士最伟大的国王所谱写的音乐来歌颂普鲁士最伟大的哲学家。棺木后尾随着蜿蜒的队伍，哥尼斯堡所有的教堂丧钟齐鸣。哥尼斯堡大部分的居民想必认为这是得体的。康德还在世的朋友中年纪最大的舍弗纳，与大多数的哥尼斯堡人一样“感到非常满意”。虽然哥尼斯堡自从 1701 年以后就不再是普鲁士的政治中心了，许多居民却都仍然认为它是普鲁士，甚至是全世界的学术中心。⑤康德是它最重要的市民之一，是他们的“哲学国王”，即使哥尼斯堡之外的哲学家已经在另觅出路。

葬礼当天依然严酷寒冷；但像哥尼斯堡寻常的冬日一样，天空亮丽而晴朗，舍弗纳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写信告诉他的朋友：

您无法想象在第一块冰冻的泥土落在棺木上的时候，我全身打寒战，那个声响至今还留在我的脑际和心里……

让舍弗纳颤栗的不是寒冷，也不仅仅是冻硬的泥块击落在几乎空荡荡的棺木时所发出的低沉的声响唤起了他对自己死亡的恐惧。在他的脑中盘桓数日甚至数周不散的颤栗，有更深的原因。康德其人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片寒冷，不再有希望；对康德而言如此，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又何尝不如此。舍弗纳对康德的想法再清楚不过了：康德不相信死后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虽然在他的哲学里面，他高举对于永恒的生命与彼岸世界的希望，在个人的生命中，他对这些概念的态度却是冷淡的。舍弗纳经常听到康德对于祈祷和其他宗教行为不屑的言语。有组织的宗教让他心中充满愤慨，熟识康德的人们都知道他完全不相信位格神的存在。“上帝”与“不朽”等都是理论的假设，他自己却不曾真正相信它们。他认为这样的信仰只是“个人的需要”。康德自己没有这种需要。

然而舍弗纳，一个几乎与康德齐名的哥尼斯堡人，却显然有这样的需要。在康德去世时，舍弗纳是最有名望、最受尊重的市民，强调自己是个好基督徒，可能事实上也是。舍弗纳是基督教区里非常虔诚的教友，虽然他不算是非常正统。他有幸福的婚姻。他的虔诚并没有经常表现在外。早年的他还是个有名（或者说是恶名昭彰）的诗人呢。事实上，在人们的记忆里，他在40年前曾经匿名出版一本法国式的色情诗集而引起骚动。许多人认为那可以说是最荒淫猥亵的德语诗作。而康德被公认为是一个不信仰者，或许更加给舍弗纳的名誉留下阴影。此外，他对康德关于灵魂不朽的说法，其实也是半信半疑。但是他非常重视康德这个朋友。如果说，这样的怀疑在康德的葬礼乃至于舍弗纳的生命中下了咒语，会让人感到意外吗？

哥尼斯堡有不少清高的基督徒甚至刻意回避这个葬礼。像博罗夫斯基（Ludwig ErnstBorowski），普鲁士路德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康德最早期的学生之一，在康德晚年偶尔受邀到他家里吃饭，在许多人眼中算是康德的朋友，他就留在家里，这让舍弗纳非常不解。但博罗夫斯基还想追求更高的职业目标。他知道那些政府官员确实认为康德的声誉是很成问题的，觉得葬礼还是不参加为妙。他即使不曾怀疑康德的道德人格，对于他的哲学以及政治观点却颇有保留。他最后选择了政治。

康德去世后第二天，《普鲁士皇家政府、战争与和平报》（Koeniglich Preussische Staats-, Kriegs-und Friedens-Zeitungen）夹在其他消息中间刊登了一则按语道：

伊曼纽尔·康德死于器官衰竭，享年80岁。他在思辨哲学的创新有目共睹，举世推崇。其忠诚、善良、正直与高雅的美德，更为我们市民所怀念。在这里，对于死者的哀思将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崇高、更长远。

这则启事特别突显的“忠诚、善良、正直与高雅”，是康德最没有争议性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