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翰：余烬犹温，从黄永砯到陈界仁的映射

麦田阿花

以下所言并非是对比，而是试图在同一个展览中揭示、发现、建构更丰富的映射关系，分裂、组合、臆想出更多的“话语丛”及“交叉小径”。

“太平广记”展览中，我最初注意的是陈界仁的作品《残响世界》——源于台北麻风病人居住的“乐生疗养院”拆迁事件，他以四屏幕影像“召唤”陪护、院民、大陆看护工、虚拟主角对此进行回顾和讲述。这一拆迁事件引发的社会运动的形态、陈界仁的艺术作品的结构形式、以及这一作品在北京红砖美术馆的呈现、接受、传播形式，足以从“对位”、“排演”和“召唤”等虚实相生的操作和效果方面进行深入思考。恰好，随后我就看到黄永砯的作品《三摞，一堆，一摊》以及他对作品概念的简短说明。他说最初想展自己1997年在法国创作的作品《羊祸》——针对当时欧洲“疯牛病爆发”的“现状”，揭示“人吃牛—牛吃羊（欧洲部分农场以羊骨磨成的粉作为饲料）—羊吃人（羊作为病原？我甚至想到英国工业革命早期“圈地运动”中“羊吃人”的典故）”的隐蔽结构，后来则根据自己在中国看到的现实场景——有养猪场用假的“新西兰纯牛奶”喂猪，晚上把牛奶纸盒烧成铮亮的灰烬——创作了这一更有现实针对性的新作。

相比之下，《羊祸》至少在表面上形成了一个闭合的映射结构，而新作是松散的映射关系：人吃猪、人也吃假牛奶、猪也吃假牛奶（这仍然可以联想到中国的教科书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经典描述，上面说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宁愿把“过剩的牛奶”倒入河流，而在现今的中国，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制造假牛奶，养猪场主为了追求利润给猪吃假牛奶，或者，并不是假牛奶，而真的进口牛奶但是过期了，而中国的资本家无疑要比把牛奶倒入河流的外国前辈更功利，乃至处于犯罪的程度？），人还把猪吃的假牛奶的盒子烧毁以湮灭证据。

黄永砯的作品《三摞，一堆，一摊》

牛奶盒烧毁后的纸灰，拆迁后的建筑废墟，这都是人类消耗之后的剩余之物、废弃之物，正是这些“边缘性的关键词”让黄永砯与陈界仁的作品瞬间对我施加了感性的冲击，接下来，还从中深揪出了“拆迁”和“食品、卫生、环境和健康”这两个中国人正在卷入其中的社会大议题。尽管他们两位的创作路径似乎相距甚远，黄像是远远站在一边的旁观者，习惯用作品之“象”和文字之“昧”造成虚实回环之寓言，揭示隐微；而陈界仁则是不折不扣的研究者、制作人和摄像师，他致力于对事件的再结构和再叙事，以新的“声调”和“视觉”召唤新的介入。

正如福柯曾在《疯癫与文明》中揭示的，对麻风病人的隔离和治疗是“文明的产物”——或者说知识/权力体系形塑、扩张的结果。乐生疗养院是1929年日据政府为强制收容麻疯病（又称癞病、汉生病）患者而设——早年麻疯病被误认为无药可治且可传染的瘟疫，所以官方医疗体系遵循1897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第一届国际麻风病会议”(The First International Leprosy Conference, Berlin, )的建议，采行“强制收容，绝对隔离”政策。后来治疗药物发明，患者不再需要强制隔离，乐生的病人才逐年减少，到1954年乐生也开放让院民回家，但是仍有部分院民不愿离开或者因为无处可去而在此生活。2002年政府将所在土地大部转售于建设台北捷运新庄机厂并为现存院民建设新院区，2002年引发学生、学者、律师、文化工作者等参与的“乐生保留运动”，要求保留部分古建筑和院民居住权力，目前部分院民仍然居住于残余的旧院区。

如此，早期的“公共卫生议题”淡化以后，这一老旧疗养院在台北捷运建设的都市改造计划——这可以说是资本/权力体系的扩张——中成为新的待解决的“边角问题”。而陈界仁就此进行的创作及其展示形态则将这一“废墟”置入双重的嵌套式映射关系之中：早期资本主义知识/权力扩张历史中的疗养院——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的资本/权力扩张现场的疗养院与院民——社会运动中多种视角下的疗养院与院民，而且晚期资本主义环境下衍生出新的角色、社会运动参与者都开始从不同视角、利益开始对这一“废墟空间”和“边缘人物”进行阐释，这是第一种映射关系。第二种映射关系就是“北京的观众看陈界仁的作品——陈界仁看乐生保育院的社运事件——社运事件中的乐生保育院和院民”，这是一个依赖于当今的艺术生产和流通体制的映射关系。

有趣的是这两种设映射关系在这次北京的展览里再次交叉嵌套，即北京观众可以看到陈界仁的作品正因为中国很大程度上也嵌入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之中，当代艺术因此也才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并进入全球市场。如此，或许可以说，社会运动关联的话题、艺术展览关联的话题是晚期资本主义内在的自反性（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 ）的一部分？如是，那陈界仁先生正在进行的批判性论述——以视觉作品的形式——自然可以说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扩大了正常现状”，它们主要的运作平台是当代艺术体系、当代学院左派和学术批评流通体系。

如果说陈界仁是把“废墟”、“废人”进行新的连接和重构叙事来“召唤”新的参与，就想在废墟里点燃一团火，火苗映出参与者、围观者的影子并勾起别人的新想象，那黄永砯就是从社会现场抽取现成物来呈示火堆熄灭、坍塌、叠合之后的“残象”，这是“物尽其用”之后的“余烬”。《三摞，一堆，一摊》揭示的是全民关注的“食品、卫生、环境和健康”议题中的一个“犯罪现场”，可以和“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辣椒”、“纸包子”之类案例并称。值得追问的是，这一“犯罪现场”到底是中国特殊的资本/知识/社会治理机制导致的“绝对反常现象”？还是也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类似案例的“边缘现象”？它与欧洲发生的疯牛病案例是质的差别还是量的差别?如果是一种质的差别，可否引申为，这或许也是新左派学者期盼的“异质现代性”或者“另一种可能”？

与食品安全、环境方面的案例类似，比起中国一系列血淋淋的拆迁案例，陈界仁提供的台湾案例显得“非常正常和温和”，由此我们可以说台湾社会是一个“正常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得以在网络、在媒体、在艺术上进行表述、抗争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内在正向反馈？是被纳入正常语态的抵抗话语？这种机制同时在产生/剥离这种抵抗的力量，从而构成一个正常的社会运动景观？我也注意到相比“乐生保留运动”，近年来台湾社会运动出现了新的集结方式和传播方式，类似“占领立法院”这样与主流传播装置、政治角力有关的话题上才能获得瞬间关注度，并无可避免的参与到政治力量的博弈中，这是中国的社会运动的未来走向吗？因为类似的，有关食品、环境、公共卫生的“健康环保议题”在最近几年成为社会运动的启动因素，出现了诸如反对PX化工厂建设、议论PM2.5污染等，都分别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行动和微博上的舆论压力，社会力量的参与也非常多元化。中国内地的社会运动机制将以怎样的结构形塑接下来的形态，台湾模式是方向还是多种方向中的一个？

在红砖美术馆这一艺术性的幽闭空间中——这可否看作是类似疗养院的“隔离空间”——中，陈界仁作品的召唤力量出现了怎样的衰减和变异值得给予更深入的研究。我想，他重构的影像和言语叙事也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逐渐的裂解、降温、坍塌，比如说在台湾燃烧时还有70度的话，在内地衰减了40度，成为劫后余灰，或还要混杂更多的装修余烬、批评话语余烬。所幸，在某种机缘下它们仍然有着被重新点燃的可能性，或者就算让风吹散了，也可以成为风向的微弱示意、几段故事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