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闻异事】北京出名的凶宅！西单小石虎胡同33号 和曹雪芹有千丝万缕关系

格兰塔

西单小石虎胡同33号，曹雪芹就在这里写下了《石头记》，据当地久居的大爷说，在这里住的人，时间长了都会在夜里听到丝竹之声，夹杂有年轻女人幽怨的吟诗声；

令小石虎胡同如此有名的，是它的31、33号院，上世纪60年代前为7号、8号院。

    先说7号院。历史记载，7号院在明代是延陵会馆，又称常州会馆或武进会馆，是江南举子进京科考居住学习的地方；明末，为东阁大学士、宰相周延儒的府第；到了清初，这里又成为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的府邸。因清皇太极的小女即十四格格恪纯公主下嫁给吴应熊，这里一直被人们称为“驸马府”，又称“恪纯公主府”。康熙年间，这里成了右翼官房；雍正三年改为右翼宗学，曹雪芹当教师就是这个时候。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大臣、学者裘文达(日修)入住这里。裘日修时任工部尚书，在此度过18个春秋直至病逝。道光二十年(1840)，这里成了安徽潘氏住宅；民国初年，是议长汤华化宅，属财政部官产；民国十一年(1922)，　经梁启超申请，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批准将此院拨予开设松坡图书馆第二馆，徐志摩曾在这里任英文秘书。

    再说8号院。8号院原为绵德府。绵德是清高宗第一子定亲王永璜之长子，乾隆十五年(1750)袭王爵，乾隆四十二年封镇国公，此处是他封镇国公以后的住宅。此院旧时也称“毓公府”。府坐北朝南，三进院落。府中北院，巍然屹立着一棵巨大的古枣树。树高达15米，干周长达3米，始植于明初，距今已六百多年，是北京的“古枣树之最”，人称“京都古枣第一株”。

    民国二年（1913年），蒙藏院在8号院开办了蒙藏专门学校，培养来自蒙古西藏青海的学生。民国二十年(1931年)3月24日，为扩充校舍和操场，蒙藏学校与松坡图书馆正式立契，以9000元现洋购下7号院，将8号院和7号院中间的院墙拆除，两院相通。学校分为东西两路建筑。西路有三进院落，主要由府门、正厅、过厅、后厅、东西跺殿、东西配殿等建筑组成。东路有四进院落，建筑包括大门、正殿、北房、东西配殿、东西耳殿。第三进院后院有一座石制元太祖成吉思汗纪念碑，是蒙藏专门学校为纪念元太祖建立的。

    在近代中国民族史和中国革命史上，蒙藏学校功不可没。它不仅培育了许多优秀的民族英才，而且是革命者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1923年秋，李大钊、邓中夏等来校，在古枣树下，向少数民族进步青年传播革命思想。乌兰夫在这里读书时，就曾在他住的“东大寝室”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开过会。1924年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等一批青年学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批蒙古族党员，并在此组建了蒙古族的第一个党支部。

    1951年，国立蒙藏专门学校改为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招收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子弟，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培养人才。后来我们这些汉人的孩子成了该校的学生，完全是拜“文革”所赐——1967年，当时“中央文革”的“旗手”江青一通训斥，民院附中不让办了，但教师们仍不愿疏忽教育之职。不准从少数民族地区招生，就从北京就近招生。1968到1978整整十年，校名改为“北京一六零中”，成为普通中学，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恢复民院（后叫“民大”）附中。

    有趣的是，这所皇家府邸、明清大宅，还笼罩着一层诡异、神秘的色彩。如果我们前面说的是它的“正史”，那么它还有一个“野狐禅”的野史——北京“四大凶宅”之一。

    据当地的老人说，在这里久居的人，时间一长就会在夜里听到年轻女人幽怨的吟诗声，还有铮铮地丝竹弦歌之声……

    还有人说，陈圆圆的芳魂几百年来都在这条幽深的胡同升空游弋、飘荡，只差没说“还我命来”……

    纪晓岚曾描述过这所宅子：“裘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府，吴额驸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阅年既久，故不免有时变怪，然不为人害也。厅西小房两楹，曰‘好春轩’，为文达燕见宾客地，北壁一门，横通小屋两极楹，童仆夜宿其中，睡后多为魅出，不知是鬼是狐，故无敢下榻其中者。”纪大学士说的是：这座宅子历史太久了，不免有鬼魅出没其间。住在“好春轩”的童仆，夜里睡觉就撞见过鬼。这不免使我想到，后来徐志摩不也住在这“好春轩”吗？不知他见到过鬼没有。反正徐诗人生前从没提起过。

    这就是小石虎胡同7、8号院（后为31、33号院）的历史，也是我母校的历史。十年前，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时，我对这段历史进行过一次寻访，写下散文《母校寻踪》。但那时我对这所府邸的了解还只是一知半解，文章主要写了我们这茬人在特殊年代求学的艰辛和母校老师的教诲之恩。今年适逢建国六十周年，编书的偶然机缘引导我又一次走进这段历史，不意却有了惊异而丰富的发现。

    DD说，我看过你写的《母校寻踪》，知道你对母校、对这所古建筑有很深的感情。我也知道，你和同学十年前去重访母校时，这座王府已经拆除，变成了“民族大世界”商场群。那么，我们今天去拍什么？

    我说，去拍大枣树，拍33号（7号）院。我十年前在那里拍过一些照片，但质量不理想。古枣树和33号院分别是“北京市园林局”和“西城区”的文物保护单位，应该还完好地保存着。

    我对这个想法深信不疑。谁知，当我和DD拿着相机，兴致勃勃地走进小石虎胡同，准备对33号院这个“气宇轩昂的平房院落”重新进行一次访问时，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我们从胡同西头走到东头，满眼所见都是那种噪杂熙攘、顾客摩肩接踵的商场店铺，哪里还有那个闹中取静、清幽典雅的“东隅四合院”的影子？我不甘心，以为不小心错过了，于是拉着DD从头到尾又走一遍，这次倒是找到了“小石虎胡同33号”的门牌，但已不见当年那个门口立着一对小石虎的朱漆大门。和两边的店铺一样，如今的“33号”门户大敞，里面是一个卖廉价时尚服装的乱哄哄的小店，店主也是那种从外地来租柜台做生意的小老板。当我确信自己没有弄错，徐志摩笔下那个可爱、清丽的“小园庭”确实不存在了，不禁有一种陷入黑色幽默滑稽剧的感觉。我们找到市场管理办公室，想求证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办公室里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听了我们的问询，目光漠然、茫然，漫不经心地答道：自她到这里工作，就没听说过什么曹雪芹故地，什么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知道从这里不可能问出什么，就绕到“民族大世界”商铺群中，去寻找那棵古枣树。谢天谢地，大枣树还在，但仔细一看也不禁令人伤心：十年前，这棵古枣树还受到精心保护，周边围了一圈铁栅栏，前面立着一块“北京市园林局”制作的说明牌，写着这棵枣树和这个院子的历史由来，供路过的游人凭吊观赏。现如今，铁栅栏虽然还在，但垃圾桶、塑料筐和圆凳已堆了进去；说明牌不见了踪影，游人已无从知道这棵枣树的价值。枣树四周，已被卖快餐饮料的小摊包围，年轻的顾客们径自吃喝、说笑着，没有谁对这倒“人字”形枝干指向苍天，浑身布满铁黑色瘤赘，历尽沧桑的老树看上一眼。相反地，在这充满21世纪商业浮华的氛围里，古枣树显得是那样过时、老朽，它伤痕累累的树身用白色水泥修补着，又显得有几分寒碜。我想起在名园古刹看到的那些老树，它们和这棵树一样苍老，却自有一份尊严，令游人驻足瞻仰。生在不同的地方，老树的命运就如此不同，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其实坚守在这样的闹市，古枣树也自有一种美：它的古老反衬出了环境的新，年迈的树身倔强地挺拔着，抽出了新枝，长出嫩绿的新叶——这不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吗？DD和我拿出相机，从各个角度为老树拍照。谁知竟有个保安过来，制止我们拍照。我不知这是为什么，保护文物？文物已破坏至此，没理由再被拍照破坏；也许是不想留下“不保护文物“的证据？不知道，匪夷所思。

    不甘心就这么无功而返。好在DD个儿高，能从高处拍摄那些灰色的大屋顶——只有这些屋顶还能让人想象一下当年老王府的恢弘；我还拍了些现代化大商厦映衬下的古旧屋檐——精美的兽首砖雕与“金库KTV”的招牌相映成趣。新与旧，在这里会合，交融。

    十年前我们来探访母校，见到清静优雅的31号（8号）院已经变成热闹非凡的“民族大世界”，我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当时我写道：“我心下笑着自己的迂，对久居美国的齐扬说：‘我早该想到的，西单这寸土寸金的地方，那还能保留那么一座破旧的王府啊！’”（《母校寻踪》）那是因为，美丽温馨的“东隅四合院”还在，而且修葺一新，成了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个院子虽然小,却寄托着人们对小石虎胡同往事的全部记忆，就文化含量来说，33号院比31号院还要丰富、生动、珍贵得多。然而今天，这个曹雪芹与友数晨夕的“虎门”，这个浪漫诗人笔下的世外桃源，也已灰飞烟灭了。怎能不令人生出无限怅惘，感到莫大的遗憾！

    回来的路上，我和DD想算一笔账：把这些古建筑拆了租出去，每年能换几斗银子？如果把它们保留下来，将我们所知的那些历史掌故昭示后人，又能价值几许？我们发现这笔帐很难算——也许两者根本就是不可比较与衡量的。不用说当今的人们，对真金白银比对历史掌故的兴趣要大得多。但钱是挣不完的，对物质的追求永远不会有餍足的时候。而有朝一日当我们发现仓廪已足，想要从历史文化中寻找内心所需要的精神家园时，也许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有过的真实和隽永的东西已不复存在，连麟爪雪泥也没有剩下。也许有人会说:等有了钱,再来建新的!可赝品能与真迹同日而语吗?就像当年拆除了永定门，今天又搭积木似地建了一个仿造品，可怎么看怎么不像——克隆的东西永远没有了内在的灵魂，这就是拆除真文物的代价。

    我的话说完了。现将北京《法制晚报》2008年1月21日的一篇报道摘录转载于下：

蒙藏学校等古建筑 遭到致命性毁坏

　　本报讯 （记者 饶沛）经营、租赁导致蒙藏学校、乐家花园等文保单位遭到致命性毁坏。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近日发布《关于北京市政府应高度重视首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调研报告》。报告中指出，蒙藏学校旧址、乐家花园、太庙进行商业性的经营，万寿寺、先农坛、柏林寺、太庙违章出租。

　　这些文保单位每年可获得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亿元收入，最终导致蒙藏学校、乐家花园等文保单位遭到致命性的毁坏。